女……她有着天真的容颜和灿烂的笑容，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她笑容背后却隐藏着一股和不治之症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1993年，海迪亚基金会成立了，目的就是要帮助别人做出正确的选择，珍爱生命。 现在海迪亚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地做艾滋病演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唤起所有人对艾滋病人的关心和支持。她在演讲中说道：“现在，艾滋病仍在四处蔓延。艾滋病并不好玩，它给你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毁灭。我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这个爱护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养母帕特丽夏，是她帮助我活了下来。我们应该像她一样为艾滋病做点什么。” 提到宣传的目的，海迪亚说，她站在这里做宣传，是想要让孩子们能够对说出“我有艾滋病”这样的话不再感到羞耻；能够把他们的药带到公众场合去，不用担心别人怎样看待他；能够不受到公众的歧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维护艾滋病人权利首先要进行的一项工作。 由于海迪亚的努力及一大批热心人士的支持，许多关爱艾滋病的机构应运而生，他们致力于帮助艾滋病人寻找有效治疗手段来拯救生命。艾滋病人的生存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他们的权益日益得到保障。为表彰海迪亚对艾滋病所做的抗争及为艾滋病人做出的贡献，1999年美国政府向她颁发了“全美精英奖”，这个奖主要用于表彰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黑人。海迪亚在美国已经成了人类精神力量的楷模。 海迪亚在获奖致辞中讲道：“艾滋病人绝大部分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之中，我们黑人中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比其他人种更多。我们应该阻止它，再也不能让它肆虐下去了。我不想让别的孩子也有我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才做了这一切。” 海迪亚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和教育别人的热情，使她成了生活中的强者，也成为了一代年轻人的榜样。
约翰·麦凯因：寻找战俘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希望日益渺茫，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接下来的传奇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他在经历了5年的战俘生涯之后回到家乡，掀起了一场在异国寻找同胞的运动。他要以自己的努力为更多的战友赢得生存的机会。 约翰·麦凯因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美国海军上将，因此，对约翰·麦凯因成为一名军官，人们丝毫不感到奇怪。当麦凯因到了一定年龄后，他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海军。一家人对他的选择也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只要他喜欢那种生活，他们就没有权利反对。 在海军学校毕业后，约翰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1961年5月，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为争夺它在亚洲的控制权，扭转当时在国际局势中的被动地位，发动了入侵越南的战争。但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越南的特殊地理特点及人民的不懈反抗，使美军的作战计划遭遇到巨大阻力，多山的地形使现代兵器的威力得不到施展，湿热的气候更使美国士兵难以适应，战局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 1967年，约翰·麦凯因以上尉的身份应征来到了越南前线。 1967年10月26日清晨，约翰和他的空军中队接到命令，去轰炸河内市中心的一个电厂。虽然他们知道这个任务非常危险，但作为军人，他们别无选择。 在飞往河内上空的途中，一枚导弹击中了约翰飞机的右翼。飞机坠落，约翰·麦凯因跳伞逃生，落入了越南首都市中心的一个小湖里。 他被俘了，落入对美国人充满刻骨仇恨的北越人民手中。当时周围的越南人都愤怒极了，他们踢他，用枪托打碎了他的肩膀，还用刺刀刺了他好几下。他身受重伤，然后被送进了当地最著名的一所监狱。 战俘作为军事上的人质，有着特殊的价值。北越方面并不想让飞行员死去，因为被抓获的飞行员是谈判桌上的有力砝码。 当时，约翰的父亲是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总指挥。于是越南方面决定释放约翰·麦凯因。因为他们觉得，将一名海军上将的儿子送回家，会产生很好的宣传效果，有助于他们在道义上占据上风。这样做，好像是在对美国军人说：“看，你们炸我们的工厂，我们却送还了你们的孩子。” 可约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坚持执行战俘应按被俘顺序释放的军事协定，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越方人员大为恼火，他们又一次毒打了约翰，并打断了他的胳膊。 之后，约翰在越南当了5年半的战俘，其中有2年是单独监禁的。 虽然监禁生涯让约翰身心异常痛苦，但他却没有放弃活着回家的希望，他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捱着。 1973年4月4日，漫长的越战终于结束了。约翰·麦凯因和近600名战俘被释放回国，这也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监禁。 被释放的战俘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赶紧回家，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美好生活，不再想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同时经过这场磨难，许多人对战争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约翰回到了家乡，但和平安宁的日子并没有使他的心灵得到平静。 据美国军方调查及种种迹象表明，仍然有许多美军失踪人员落在了越南人的手中，因为越南若要与当时的尼克松政府讨价还价的话，这些秘密战俘将是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1991年到1993年期间，约翰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中任职，主要负责解决越战失踪军人问题。当时，美国军方的估算是还有2000多名士兵滞留在东南亚地区，约翰决心要找到他们。他亲身体会过战俘的痛苦与绝望，他要以自己的努力带他们回家。他对所有失踪人员的家属保证：将对失踪军人的下落一查到底！ 他的确这样做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直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寻找有关那些在越战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线索。他和他的同伴们要求越南政府释放所有可能健在的美军战俘，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虽然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尚未找到的美军战俘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他们的努力仍没有停止。 2000年，经过约翰·麦凯因等人士的呼吁及努力，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名为《活着带他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 约翰·麦凯因早已成为一个战俘问题专家，他的话令许多失踪人员的亲人看到希望：“我认为我们寻找越战战俘和失踪军人下落的工作是有史以来最具成效、最彻底、最竭尽全力的。对此我永远不会放弃。”
约翰·沃尔什：拯救失踪儿童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 这一个感人的传奇故事来自一位父亲，儿子的被杀使他成为拯救全世界儿童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叫约翰·沃尔什。 “我想不出谁会对一个6岁的孩子下如此毒手。我真的想不出来！”约翰·沃尔什始终没有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1981年，约翰·沃尔什和他的妻子里维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郊区，他们拥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约翰虽然年纪不大，但在生意方面却很成功。他们生活美满，夫妻俩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们给他起名亚当。这年亚当刚满6岁，他，就是他们的生命之灯。 可是，1981年7月27号，这盏灯却永远地熄灭了。 这天，亚当在一家商场里被人拐走了，当时他和母亲仅仅隔了几条过道，但他却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夫妇俩四处寻找，并立即报了警，但他们很快陷入了失望——他们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有效帮助。出事以前，人们都这样认为，如果你丢了孩子，警察局一定会有一套方案来帮你。其实，在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方案。 警方的不负责任令约翰·沃尔什一家陷入了绝望。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印了上千份寻人启事，约翰还去了电台。在启事和广播中，他们描述了亚当的体貌特征，并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提供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必将重谢。 出事两周后，终于有消息了，但却决不是好消息——约翰接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电话。对方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小男孩的部分遗骨。 亚当的头颅是在100英里以外的一条水沟里发现的，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始终没能找到，而凶手，则至今逍遥法外。 在看到儿子的遗骨那一瞬间，约翰·沃尔什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孩子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现在儿子消失了，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可最终约翰还是从丧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改变寻找失踪孩子的方法，帮助政府完善侦破体系，建立有效手段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在当时，美国儿童案件发案率很高，少女失踪和儿童绑架案屡屡发生。据统计，每年有超过万个儿童被非家庭成员绑架，其中40％最后惨遭杀害。儿童常常成为社会犯罪的牺牲品。 约翰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他去当地的司法机构寻求帮助，甚至还去了华盛顿。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但他的决心已定，就决不放弃。他相信人性中终有好的一面，相信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最终，在约翰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失踪儿童法案》于1982年获得通过；1984年又通过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失踪儿童国家援救中心。 在援救中心里，有全职的联邦调查员，有免费的800报警电话，还有最先进的技术，被用来寻找失踪儿童。电脑软件使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增长，绘制出孩子逐渐改变的面貌，并参考家人提供的孩子过去的照片，来确认失踪的儿童如今的模样。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找到了233个孩子。在这里，每个失踪儿童的家庭都能得到切实的帮助。 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印过几百万本宣传册，接过数百万个求助电话。约翰还协助中心拍摄了一部渴望公正的电视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宗旨就是缉拿逃犯和寻找失踪儿童。约翰等人的卓越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回报，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帮助找回了57000名失踪儿童。 约翰见过一些被找回来的失踪孩子，他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对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的孩子今晚能平安躺在床上，这多亏了你们。”有了这句话，对约翰来说就足够了。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并且，矢志不渝。
格达：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
劫后余生的她，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充满仇恨与暴力的疯狂年代。这个女人以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你也要满怀希望。同时一定记住过去，以史为鉴。这位女士的名字是：格达·韦斯曼·克莱。 格达是3个孩子的母亲，8个孙子、孙女的祖母，并有着长达56年的幸福婚姻。而这一切都是她在忍受了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段折磨之后所获得的。 对格达来说，纳粹集中营不是游离正常历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现代社会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正是这一段浩劫，让她感到拥有爱和自由的珍贵。 “如果你想拥有自由，如果你想拥有爱，那么你就要去争取。别轻易放弃。”这是格达对她所有的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格达拥有幸福的童年，在父母和兄长的爱中，她无忧无虑地长大。然而，1939年，希特勒侵占了她的家乡——波兰的贝尔斯科尔。那一年，她刚刚16岁。 如今回忆起这突然从天而降的灾难，格达·韦斯曼·克莱仍心有余悸：“前一天你还是完全自由的，可突然之间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你，拿走你的一切。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她19岁的哥哥很快就被带走了。在接下来的3年中，她跟父母躲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可最终他们还是被发现了。一家人被分别送进了集中营，从此就再也没能见面。 格达被送进了奴隶劳动营，直到1945年被解救。3年中，她曾有好几次不堪忍受痛苦的折磨想到自杀，但都因想到对父亲的承诺而没有那么做。 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父亲曾双手捧着格达的脸对她说：“答应我，永远别做傻事。现在就答应我。”格达答应了。在艰难的岁月中，是父亲的话支撑着她，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劳役的艰苦已经叫人难以忍受，可是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45年1月，随着盟军的日益逼近，包括格达在内的4000名妇女开始了她们的死亡之旅。 这是格达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在去往捷克边境的途中，衣不蔽体的人们被冻得甚至能掰下自己的脚趾头！那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事了——饥饿、严寒，再加上毒打和处决，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最后，她们被扔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等死。直到5月7日，德军投降的前一天，格达和其他幸存者才获得自由。 当时格达只剩下不到68磅重。花季年龄的她，头发全都灰白了。她全身破衣烂衫，有3年时间没洗澡了。自由来临时，她们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格达对获救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开进工厂的那辆车里坐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跳下车向我走来。这个人是那么的年轻英俊，他身穿美国军官制服，皮肤晒得黑黑的。他说他想看看其他女士。我告诉他大多数妇女都在屋子里，她们病得太厉害，已经走不了路了。接着他说：愿意带我去看看吗？并为我打开了门。他让我先走。” 接下来，前来解救她们的美国官兵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那些年轻的女人，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奄奄一息。虽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救助，但最后只有不到200人活了下来。 地下室里的3年加上集中营里的3年，不堪回首的岁月啊——6年里，没人知道什么叫自由。由于格达的坚强，她在生命中最最黑暗的时刻，终于迎来了光明。 之后，传奇故事仍在延续。一年后，格达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库尔特·克莱。他们在巴黎结婚了。而且，在回家以前，他们还去法国的里维耶尔度了蜜月。这是格达做梦也没想到的。 现在格达一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她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给她、给她的家人、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灾难。 格达将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5本书，她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获得了学院奖。 作为一名目击者，她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用于警告世人：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了。 抱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格达不懈地努力着，奋斗着。
詹姆士夫妇：向枪支暴力“说不”
从个人悲剧到枪支立法，詹姆士夫妇为美国人的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的幸存者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志力；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更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决不向命运低头。 最后一个传奇幸存故事讲述的是：一起暴力事件最终使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法规。 1981年，萨拉·布莱迪的丈夫、40岁的詹姆士·布莱迪作为里根总统的新任新闻秘书进入白宫。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录制国家新闻、世界新闻，然后向总统作简要汇报，他还同时负责总统的新闻事务。 1981年3月30日，萨拉和往日一样送丈夫出门，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丈夫竟然会和总统袭击案件联系在一起。这天，是詹姆士任职48天，从这天起，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午后，詹姆士·布莱迪随同入主白宫才70天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前往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希尔顿饭店，参加一个演讲活动。 下午2时25分，做完演说的里根出现在饭店朝南的贵宾出口处。他的黑色防弹轿车在几步远的地方等候。里根面带微笑，举起左手，向大门口拥挤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一些新闻记者追着向里根发问，他停了下来，正要回答，说时迟，那时快，事先隐藏在距总统轿车3米远的一名身穿西服、外套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亮出手枪，向里根接连发射子弹。 凶手在两秒钟之内就射出6发子弹，击中了4个人。其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詹姆士的前额；另两颗击中了一名警官和一名便衣，第四颗子弹进入了总统的前胸。不幸中的万幸是子弹从里根左胸第七根肋骨射入了3英寸，弹伤处离心脏只差1英寸。 詹姆士·布莱迪左眼上方的前额中了一弹，子弹穿过他的脑袋，詹姆士当即倒下，脸部贴地，额上鲜血流淌不止。 这时，希尔顿饭店门前一片混乱。负责总统安全的保镖和警察立即行动，他们制住了罪犯，并将他押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部。 詹姆士立即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医院神经外科的亚瑟·科伯林医生查看了他的伤势。詹姆士的伤势非常严重，脑部严重受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是否动手术。 当萨拉从亚瑟那儿得知詹姆士的病情，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他们不到两岁的孩子——詹姆士是那么爱孩子——他得活着！萨拉同意做手术，虽然她不知道有多少康复的可能性。 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詹姆士活过来了。他被推入恢复室，仍靠着插入的导管及人工呼吸器呼吸。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詹姆士醒了过来，但他的脑部严重受损，左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得重新学走路，进行声音治疗，恢复对声音的控制。那四五年过得真是太难了。 在丈夫恢复健康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事件再次让萨拉意识到枪支落入不正当人手中是多么容易。事情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 一天，萨拉看到儿子斯科特捡起一个玩具，就对他说：“玩具枪也不能随便指着别人，这是很不友好的。”可等她拿过来一看，却发现那是一支真枪，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小口径手枪！萨拉气极了，马上打电话给全国枪支协会，告诉他们自己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阻止他们随便卖枪。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由于枪械管理的混乱，枪击事件不断。枪杀案件在美国的犯罪案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据统计，1981年初，散在美国各地的手枪达5500万～6000万支，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支手枪。1979年有10728人被手枪打死，平均每5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手枪之下。暗杀总统的事，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就像《波士顿环球报》所说的那样，这似乎成了一种“令人苦恼、熟悉的习惯”。美国独立200多年，自从1835年发生第一起在职总统遇刺事件以来，算上里根这次，已有9位总统10次遇刺，其中有4人被杀害。 枪支泛滥成灾，乃是美国这个“超民主”国家的必然产物。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的一条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早在争取独立时，美国人用枪支对抗殖民者以保卫自己。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后的两年中，一共通过了10个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修正法案，统称为“人权法案”。这些法案规定政府无权剥夺个人自由，其中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200多年来，美国宪法虽然有过若干改动，然而上述条款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枪杀以后，美国政府曾宣布禁止进口所谓“星期六夜特制”的廉价手枪。但是，手枪贩卖商改为进口零件在国内组装，这就不算违法了，因此进口手枪实际上有增无减。有人说，在美国要买一支手枪比买一个牛肉饼还要容易。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对枪支进行管制。里根遇刺后，又引起了新一轮对于枪支应不应通过立法加以管制的论战。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一次集会上沉痛地说：“在最新的这一道枪声的火光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逝，并载入我们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之前，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还容忍暗杀和行刺者用手枪和子弹来继续这种大屠杀?”他认为，“美国已经变成犯罪世界的军火库”，“要控制犯罪，就要管制枪支”。 作为受害者的詹姆士·布莱迪更是大声疾呼：“到底还要等发生多少起枪杀案件我们才去取消那些枪支!？” “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枪伤和对过去的痛苦回忆中。为防止枪支落入罪犯的手里，人们在购买枪支前必须接受背景调查。”詹姆士提出了他的法案。 萨拉也加入了“手枪控制协会”，开始了有关买卖枪支的立法工作。在美国，虽然要求对枪支实行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枪支管制的“全国枪支协会”在国会中也很有势力，因而枪支管制法案的通过十分困难。就连遭受枪击的里根本人也是一名反对枪支管制的积极分子，他在尝过枪击滋味后仍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4月22日，即里根总统离开医院后11天，他在接见记者时说，他仍然反对实行枪支管制。他认为，枪支并没有杀人，是人们自己在互相残杀。许多人认为买卖枪支的立法会给他们购买枪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太不方便。 萨拉不这么认为，她坚持自己的观点，她说：“我知道购枪者会说，等待时间这么久，真是太不方便了。可我想问：难道我丈夫每天在轮椅上的生活就方便吗？一个人不能仅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应关注全社会的权益。” 在詹姆士和萨拉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1993年11月30日，在克林顿总统即将离职的时候，国会终于将布莱迪法案写进了宪法。 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讲中这样评价詹姆士夫妇所做的一切：“在我离职的时候，有60多万罪犯和在逃犯人。法律规定，他们都没有权利购买枪支。这都应该归功于詹姆士和萨拉。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詹姆士和萨拉而活了下来？” 詹姆士夫妇的工作仍在继续。虽然今天布莱迪法案已写进了宪法，但美国50个州中，只有包括纽约州在内的8个州，有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必须持有许可证，才能购买枪支。现在美国每天仍然有十多个孩子被枪支所伤。一项调查表明，当孩子们被问到最怕的是什么，86的9～11岁儿童回答说：是枪和暴力。 “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这样充满枪支和暴力的国家，所以说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詹姆士夫妇对于这项事业永不满足。只要还有枪击案件发生，他们就不会停止战斗。 华盛顿·欧文曾经说过：“有些人在各种不利的处境下，仍然可以创造自我，绝地重生，独立而坚强地越过无数障碍——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我们十大生存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用顽强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以实际行动为他人送去生活的希望。他们是与命运抗争的勇者，也是普通人学习的楷模。
他把埃菲尔铁塔卖了两次
同一个骗局骗了法国人两次。 1875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成立后，为隆重纪念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00周年，决定于1889年在巴黎举办一次轰动世界的国际博览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要在巴黎建造一座千尺高塔。 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与专家的反复筛选，建筑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的设计方案从700多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经过21个半月的紧张施工，1889年4月5日，一座高达320米、完全由钢铁材料架构的巨塔峨然耸立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战神广场。这座以设计师埃菲尔的名字命名的三层铁塔，共耗用钢铁70000吨，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钢铁建筑。 埃菲尔铁塔本来计划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之后就拆掉，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铁塔仍然屹立在那里，并已成为巴黎人引以自豪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时间到了1925年，有传闻说铁塔需要花巨资进行修葺，这给一名叫维克托·拉斯提格的骗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绝佳舞台。 一战后的巴黎充满了机遇和冒险，也不乏像维克托·拉斯提格这样的超级冒险家。维克托原本只是一个靠打牌作弊骗钱的小混混，后来遇到了一个更高明的大骗家，他得到那个骗家的开导：干这一行的，重要的不是牌打得好，也不是要懂得如何作弊，而是要懂得如何让对方陷入只能憎恨自己的境地；要让对方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只能抱怨“都是我的错”；然后，让对方转过头来求你，那才算高明。“名师”的真传让他茅塞顿开，从此他的胃口越来越大，骗术越来越高明，直到把目标盯上了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 在得知政府有意整修铁塔的传闻后，维克托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让人们相信法国政府决定拆除埃菲尔铁塔，这样他就能从中大赚一笔。 维克托伪装成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邀请五位废品收购商为铁塔的70000吨废钢竞标。 他先让这些人相信自己是邮电部的副总监，然后带他们到塔上逛了一圈，说了一些铁塔将要拆除，卖掉这些材料能赚一大笔钱之类的鬼话。 他神秘兮兮地告诉他们，政府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件事。因为一旦人们听说心爱的埃菲尔铁塔要拆除，肯定会引发轩然大波，故而必须保密。 收购商全都中计了。为了得到这笔大买卖，他们纷纷向这位举足轻重的“政府要员”行贿。在对这个子虚乌有的标的物竞标之前，维克托就已经收到了大笔的贿赂。 最有意思的是，出钱最多的收购商叫鲍里森，这个名字在法语里是“鱼儿上钩”的意思。人如其名，他就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人，鲍里森为这些毫无价值的钢铁向维克托支付了一大笔订金。 等到收购商们发现这是一场天大的骗局时，维克托早已不知去向。私自买卖国家财产在法国是个不小的罪名，受骗的商人吃了哑巴亏，可还不敢声张，外界也根本不知晓这回事。 维克托躲避了一段时间，发现此事没有见诸报端，他毫不客气地决定用同样的办法再赚一笔。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重新潜回巴黎，请来一批新的收购商，如法炮制，又把铁塔卖了一次。 这个故事的奇特之处，不在于维克托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他居然把埃菲尔铁塔连续卖了两次！好像他那一套方法真的屡试不爽。 维克托一手炮制了这个骗局，似乎就为了证明那句老话，“每分钟都有上当的傻子出生”。
石膏雕制的“史前巨人”
重写人类进化的历史。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进化论持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而另一种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坚信的上帝造人说。1868年，无神论者乔治·赫尔和一名牧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乔治说，你是想告诉我，很久以前地球上就有巨人出没对吧？牧师说，当然，只要《圣经》说了，就肯定没错。 乔治·赫尔自称是“烟草商、发明家、炼金术士和无神论者”，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那天晚上，乔治想了一个办法，要戏弄一下那些冥顽不化的宗教狂热分子，顺便还可以赚点外快。他先用一大桶啤酒从采石场换回一块5吨重的石膏石，又花钱在芝加哥雇雕塑师，把它雕成一座捰体巨人的石膏像，嵌在一块大厚石板里。 乔治在石膏像上洒了硫酸，好让它显得年代久远一些，然后就把它埋在了纽约州加的夫他的堂弟纽维尔的农场里。 一年之后，纽维尔故意叫了两个加的夫的当地人来帮他“挖井”。 两个挖井的人挖到很深的地下，忽然发现地下露出了一对19英寸长的大脚；再挖下去，巨人的腿也露了出来，接着是躯干、腹部、上肢和巨大的头颅。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乔治宣称，他们发现了一具古代巨人的化石！两天后，他用大帐篷把“巨人”遮了起来，并向来观看的人每人收取美元入场费。从此，他们发财了。 因为收费低廉，成千上万的人聚到挖掘现场来观看化石。但乔治策划这场骗局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想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宗教狂热分子不是说有巨人存在吗？我乔治给你们找到证据了！ 这个“史前遗迹”比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还要风光。《圣经》上不是说地球上有巨人吗？我们在美国找到了！伊甸园可能就在美国。 宗教界这回可以说了，看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收起你们的达尔文进化论，用到别处去吧！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谢谢！ 有幸见识过这一“奇迹”的人对它的细节议论纷纷。他们觉得这个人像看上去比艺术家在石头上所能雕刻出来的纯粹艺术品，要精美得多。何以见得呢？因为人像上居然有微小的蓝色静脉网状组织！ 这种局面持续了大约两个月，乔治花2200美元做的石膏像给他带来了10万美元的收入。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他宣称这是一种出自宗教热忱的欺骗，而且也是一件拙劣的雕刻品。当科学家开始质疑石膏像的年代时，乔治知道自己的骗局快破产了，于是他就主动站出来说明了真相，巨人身上所谓“蓝色的静脉”，不过是被雕岩石上的天然花纹而已。 有趣的是，乔治的坦白反而增加了“加的夫巨人”的吸引力，人们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没人在意他说了什么，大家认为，那东西太有意思、太吸引人了。 乔治带着“巨人”四处展示，引起了展览举办人巴纳姆的注意。这个精明的商人立刻喜欢上了这种骗术。他很后悔自己为何没能先想到这个主意。于是，他向乔治提出，要以6万美元的高价租赁加的夫巨人3个月，在美国各州巡回展览。乔治当然拒绝出让自己的摇钱树，巴纳姆索性自己仿造了一个，并宣称自己买到了真品。 这个故事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巴纳姆那个赝品的赝品竟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大多数美国人所能看到的“加的夫巨人”，仅仅是巴纳姆的复制品。乔治被骗术更高明的骗子给耍了。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番拨弄，“加的夫巨人”已经在美国家喻户晓了——谎言居然创造了历史。 而历史总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复着。2003年，还是在美国，又有一起20世纪重大发现的惊人内幕被当事人揭露出来。华盛顿州雅吉瓦一名63岁的老人鲍伯·希罗尼穆声称：曾经轰动全美的“大脚怪”根本不是什么北美野人，是他和业余摄影师帕特森联手炮制了这个“世纪大骗局”。帕特森拍摄到的“大脚怪”图像，就是鲍伯本人穿着一件大猩猩道具服装扮而成的。 事情还要从1967年10月说起，那时，美国人帕特森用自己的摄影机拍下了一段长约60秒钟的“大脚怪”出现的珍贵镜头。据称，那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某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他发现一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岸边，帕特森的马吓得惊叫一声，后蹄直立起来，将帕特森摔到地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影机来进行拍摄，这时“大脚怪”已慢慢向森林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张望。在它没入丛林之前，帕特森及时拍下了一段难得的“珍贵镜头”。摄影短片上的“大脚怪”肩宽近一米，毛皮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有一对下垂的ru房，看上去很像一只大猩猩，但体态和行走姿势却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帕特森的摄影短片震惊了全美国，许多科学家认为，镜头中的“大脚怪”很可能是古代巨猿的后代。 谁曾想，在36年后，鲍伯接受《华盛顿邮报》“可靠来源”记者采访时，竟然会宣称，他就是那只“大脚怪”！而且他还有别的证人，北卡罗莱纳州一名大猩猩道具服装专家菲利浦·莫里斯站出来证明，他的确曾在1967年左右将一件毛发蓬蓬的大猩猩道具服以435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帕特森。 据说19世纪美国著名政客h.l.门肯曾说过一句名言：从来没有人因为对美国公民智力的低估而吃亏赔钱。这句话也许适用于全世界。
大师级骗子
他因为伪装了一系列身份而为自己博得了传奇性的绰号——骗术大师。 2002年，一个名叫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美国青年的真实故事把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普尼奥三个好莱坞大腕
</p>